浙江广电集团杨川源:我该怎么办?
原标题:浙江广电集团杨川源:我该怎么办?
作为今天发言者中唯一一位一线记者,我感到无比光荣,同时也更感到责任重大。所以,今天我要跟大家汇报的正是屏幕上的这个问题:我该怎么办?
当记者开门三件事:选题、现场和观众。23年来,正是因为对这三件事的坚持,才让我无论是在山区、海岛,还是在田间地头、雪域高原,都见证、记录下了那些平凡而又宝贵的时代瞬间。也因此连续6年获得了中国新闻奖,其中连续三年获得一等奖。当很多人认为我可以停一停,歇一歇的时候,我却更焦虑了。正是在这六七年,传统媒体大屏的优势正在不断被新媒体小屏的流量挑战,更有人开始唱衰记者这个行业。面对这些,我哪有资格歇脚?
全媒体时代,媒体比拼的是大流量、传播率、点赞数;群众要的是更快、更深、更带感,我们说话的方式得改,文稿的调性得改,传播的视角得改。但有一点不能改:扎根基层不能改。真实、贴近、一手资源的“蹲点报道”就是我们站上融合传播主战场的“硬核武器”;大屏专栏《川源蹲点观察》就是融合传播的“粮草”;浙江广电集团“川源蹲点工作室”遍布浙江全省的市县基层观察点,就是内容生产的“生力军”。从妄自菲薄到明确优势,去年9月,主打“换个角度读理论”的新媒体专栏《一瞬间》开了出来。我们尝试给蹲点报道做加法,把党的理论与新闻一线调研相结合,把那些蹲点的时候最有触动的“一瞬间”拎出来,用群众的视角看理论,用群众的话语说理论,用群众的心灵悟理论,趟一条“重大理论的群众解读”之路。
上个月《一瞬间》刚满一周岁,我们4个人的蹲点团队深刻地感受到,《一瞬间》绝不仅仅是一档新媒体专栏,而是我们传统媒体记者主动向全媒体记者转型的一次刀刃向内的“改革”。三大难题带给我们三个答案。
第一大难题:从“我”怎么到“你”?
很多时候,我们的报道写着写着就忘了为什么写,为谁写,习惯了在自己的逻辑打转。而新媒体传播就是要在“一瞬间”建立起互动的受众关系。
最近一期节目中,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瞬间,当时我们在义乌做蹲点观察,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北美信息对接会上,一进门就看到学员里有抱孩子来的,有拄拐来的。这个有些极致的瞬间,忽然让我想到了,最近年来,每次到在义乌总会看到类似的,卷得厉害的课堂。再往前说,二十年多前,义乌政府就为商户们办起了英语夜校;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老板娘们现在还在上英语“早读课”。义乌人爱上课,怕上不着课。一个瞬间,带出了一个现象。我们干脆把这期节目就叫《拄拐也要听课》,这个瞬间,很快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地转载和共鸣,除了点赞,问“到哪里上课”的留言刷屏了,拄拐的陈祺预在评论区,主动当起了信息推介员!爱上课,从义乌,到浙江,到全国,这不正是中国经济强大的韧劲和生命力最直接的表现吗?
你看,放下套路,不端着,就是从“我”到“你”的最短距离。
第二个难题:“长话”怎么“短说”?
要改变“一说理论就换屏”的尴尬,我们得主动从传统电视传播的前半分钟,转到前三秒,甚至第一秒。转文风、转话语、转思路。让宏大的主题脱去厚重的外衣,让原本就从群众中来的理论,回到群众中去。
《过河的石头》的这“一瞬”就是从浙东抗日根据地横坎头村的蹲点中提取出来的。当74岁的老书记吕凤灿,拿出一杆磨掉铜皮的秤,告诉我,20多年前,他就是用这杆秤称面粉炸油条,给村里还账。而那时候他们所在的梁弄镇已经发展成了中国的灯具之乡。没资金,没产业,革命老区村的发展之路怎么走?当时浙江省针对这类情况,提出了三个“有没有”,叫醒了低头炸油条的吕凤灿,找到了种樱桃、卖大糕的产业优势,全村心往一处想,劲往一处使,没几年横坎头村就再也不是名字里的“过河的石头”,而是摘掉了穷帽子,成了响当当的全国文明村。
“长话短说”并不是简单地少说几句。想明白了,才能说得明白。
第三个难题:怎么把理论讲到心里去?
浙江是中国民营经济大省,经济类报道是重头戏,经济理论如何做出温度?光有“正面”不够,“侧面”更重要。
《巨型专利墙的背后》正是我站在帅丰集成灶那两面足足有十几米高的专利墙前的一瞬。而更打动我的恰恰是“正面”之外的那个“侧面”。董事长商若云讲起了26年前的一件伤心事,当时还在给其他灶具做排风扇配套的她,大年三十,硬着头皮上门要货款,却从早上对方答应给100万,到了中午就变成了50万,傍晚就只剩下了20万,她哭着拿钱发给了员工,彻夜难眠,发誓再也不给别人做配套,要干就干成品,打自己的品牌!那一瞬间,我忽然懂了她的专利墙怎么会那么高,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发展的理论深意,扑面而来。节目推出后,商若云特意打电话激动地说:小杨,这个瞬间,我一看再看,你把我说哭了……
创新理论传播不是玩花样,而是立足发展,走进人心。换个角度,看起来是“软”了,说服力却“硬”了。